不久前在纽约举办的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上，我曾问过执导《拆弹部队》的导演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是什么激发了她尝试拍摄虚拟现实（VR）短片《保护者》（The Protectors: Walk in the Ranger’s Shoes）的灵感。这部VR纪录片全长8分钟，讲述了刚果护林员们抵御野生动物偷猎行为的故事，在翠贝卡电影节上首次亮相。
毕格罗回答称：“我认为最简单的答案就是移情作用（Empathy）。”那并不是说其他电影没有产生移情作用，它们也能制造这种效果。但对于毕格罗和她的同伴伊姆兰·伊斯梅尔（Imraan Ismail）来说，VR却可以提供传统电影无法媲美的亲密感。这是提高现实生活中刚果护林员们保护濒危大象形象的完美方式，而这也是《保护者》这部短片的目标。
在过去几年中，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VR成为“移情机器”的观点已经成为这种媒介的中心原则之一。就像《保护者》证明的那样，“移情机器”已经出现在翠贝卡电影节上。可是对于电影制片人和开发商们来说，这个术语似乎越来越让他们不感冒。在电影节上，VR短片的创作者们正寻求超越这种情感模式。
“移情机器”的说法很可能源自罗格·埃博特（Roger Ebert），他曾将电影称为“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强大的移情机器”。但在2015年TED Talk上，电影制片人克里斯·米尔克（Chris Milk）将这个标签转给了VR。米尔克对移情作用的定义足够广泛，包括他7岁时迷恋埃维尔·克尼维尔（Evel Knievel，摩托车特技车神）。
我们利用VR的移情作用创作的作品，通常可以创造出提高意识的体验，观众可以获得对战争、疾病以及其他形式痛苦的第一手视觉印象。VR先驱（或VR教母）、记者Nonny de la Pe?a首先推出这种形式，她于2012年拍摄了关注洛杉矶贫民的VR视频《饥饿洛杉矶》（Hunger in Los Angeles），再现了1名糖尿病患者在食品银行崩溃的真实事件。米尔克的工作室Here Be Dragons制作的VR纪录片《锡德拉湾上的云》(Clouds Over Sidra)也用了这种手法，这部短片拍摄于2015年，以360度视角再现了叙利亚难民营的真实场景。
Here Be Dragons工作室为2017年翠贝卡电影节拍摄了2段影片，它们也都适合这种模式，即上述提及的《保护者》以及《The Last Goodbye》，后者再现了纳粹集中营的废墟。但是这个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总裁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Milling-Smith）却希望抵制无所不在的“移情机器”标签。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再也不想听到有人将VR说成是‘移情机器’了！”史密斯从未改变利用VR创造移情效果的创意，尽管2年后，他认为这个术语正被滥用。
电影节上的其他人则采取更坚定的立场。《Unrest》反映了电影制片人詹妮弗·布雷（Jennifer Brea）的亲身体验，她曾因受到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折磨而卧床不起，这也是她同名纪录片所要反映的主题。然而，这部影片的联合创作者阿莫里·伯瑟（Amaury La Burthe）否认影片是围绕移情作用而拍摄的。伯瑟说：“纪录片中不仅仅展示了此刻的布雷，重点强调了她如何克服疾病。”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只是创造感觉真实的体验，他说：“我不喜欢‘移情机器’这样的东西，像VR难民这样的纪录片让人觉得怪异，而且似乎没什么作用。对我来说，它没有产生太多移情作用，我偏爱更好的纪录片。在这方面，360度沉浸感并未增加太多。”
这种矛盾远远溢出了翠贝卡电影节的范畴。4月份，游戏开发者罗伯特·杨（Robert Yang）曾发文猛批“移情机器”这样的术语，认为“移情错觉”是这些体验能够提供的最好东西。他写道：“如果你不相信某人的痛苦，除非你被昂贵的360度视频包围，那么或许你真的不在乎别人的痛苦。”此前，凯瑟琳·汉密尔顿（Kathryn Hamilton）也曾炮轰《锡德拉湾上的云》，称它邀请用户沉浸到视觉和听觉世界中，却没让用户面对任何沉浸到那个空间的后果。
即使我们假设VR能够创造真正的移情效果，它可能也被轻易误导甚至滥用。这种假设在翠贝卡电影节上首映的VR影片《Extravaganza》展示出来，它是由实景及3D动画组成的VR短片，极具讽刺意味。在短片中，一位媒体主管尝试头盔，他被告知那是“移情机器”，但是里面播放的都是仿古傀儡戏。正如创作者伊森·沙福特尔（Ethan Shaftel）所说，这部影片批判了新媒介被用于再现旧式偏执。沙福特尔说：“这部傀儡戏显然是为他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创作的，明显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这种技术可能是新的，但这种表演早已经被创作和编排好，永远不会改变。
沙福特尔相信，VR能够创作出移情作用，但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实际上比传统电影带来的启发性更糟糕。他说：“VR是沉浸式机器，它的确可以传送你。但在很多时候，你都带着独特的‘自我’前往不同的电影院。”电影观众可能对感情强烈角色的特写镜头做出更大回应。而在VR中，人们可能更专注于自己的存在感。沙福特尔说：“创造通常能够产生强大移情作用的电影凸显了当前VR技术还不够好的现实，无论是电影、真人秀还是超级碗商业广告都是如此。”他认为，对于电影制片人来说，要想搞清楚这种媒介的真正优势还需要更多时间。
但这并非意味着翠贝卡电影节上的每个人都认为“移情机器”的观点已经过时。佐哈尔·科菲尔（Zohar Kfir）曾在她的互动性侵犯纪录片《Testimony》中提及过“移情机器”，他认为VR有明确的情感优势。科菲尔说：“戴上头盔观看某些内容是一种承诺，它与通过YouTube观看视频不同。当你独自一人到时候，当你在观看某些东西时，这就是最亲密接触。最终，‘移情机器’会产生帮助。”
翠贝卡电影节上播放的VR纪录片《无家可归：人类体验》(Becoming Homeless: A Human Experience)，实际上就是移情作用的实验部分。这部VR短片是斯坦福大学所属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推出的。在类似游戏的短片中，参与者必须选择他们将要出售的物体出租。当花光钱时，他们需要乘坐公交车，并需要分散注意力，既要关注自己的背包，也要警惕潜在的骚扰者。如果他们的视线从背包上转移，背包就会开始滑落。但是如果不关注骚扰者，他就会借机开始靠近。它强调世俗而长期的问题，多数人可能未注意到，而无家可归者却必须面对。
在伴随研究中，研究人员会对参与者提出一系列问题。他们询问参与者对无家可归者的感受，此外还会衡量他们的具体行为，比如是否愿意签名参加廉价房请愿。参与者的回应为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的实体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数据。项目经理爱丽丝·奥格利（Elise Ogle）说：“我们正在VR中研究移情作用，并会长期坚持下去。”在有限的短期研究中，该实验室发现VR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规划未来，或对环境变化保持更高警惕。在这部VR纪录片中，研究团队也希望找出，坚持8周后是否会产生积极效果，这比他们此前的研究时间更长。
然而，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的最大收获是，这种体验需要经历大量微调才能产生差异。实验室主管托宾·阿什尔（Tobin Asher）说：“体验和背景都非常重要，我们进行这么多迭代，原因是微妙的东西才更容易产生差异。”这可能意味着不同层次的互动或变量（如某人的虚拟手是否与真实肤色匹配），这反过来又会提出自己的问题：人们是否有能力穿上其他人的“鞋”。对于在VR和移情方面学到的其他教训？奥格利说：“我们已经了解到，很多人倾听了米尔克的TED Talk演讲。”
随着VR多样化，人们的移情类型可能感觉会更像。以翠贝卡电影节上的VR短片《NeuroSpeculative AfroFeminism》为例，它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想象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在VR影片中，虚构场景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今年有相当多的选择都是短篇叙事影片，它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唤起一瞬间的社会意识联系，而是当世界的积极愿景变得更难找时，他们更多向VR寻求希望。正如史密斯所说的那样：“或许我们现在以及今后4年都需要对VR保持乐观。”（编译/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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